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程中，唯有宋代茶文化堪称精绝，达到了无所不臻的至高境界，且为当时乃至今日的优雅生活注入了情趣。饮茶文化的发展是从茶的形态变化而演进的。研究宋代的饮茶方式之点茶法E星体育官网，可以看到将固形茶碾成碎末煮汤点饮的背后其丰富的文化背景。它揭示出宋代茶道在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文化渊源。

　　点茶道形成于五代宋初，流行于两宋时期，鼎盛于北宋徽宗时期。宋改煎茶为点茶，其独特的点茶击拂方式，包括斗茶的流行，都使宋朝的饮茶方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

　　北宋初年，茶事与文化表现出较为繁荣的态势。刚登基不久的宋太宗颁下诏令，派专使到建州北苑制造帝王专属的龙凤团茶，用刻有龙、凤图案的模专门制造贡茶。贡茶精益求精，又造出小龙凤茶、密云龙、端云翔龙、三色细芽，最后郑可简创制银线水芽，即茶芽蒸熟以后，将外面一层剥去，取其心部一缕细嫩茶芽制成上面有小龙蜿蜓的“龙园胜雪”茶。至此蒸青团饼茶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 。

　　宋人茶色尚白，点茶最爱黑釉盏，甚至认为非此不能表现点茶效果。这在宋人茶诗里常见吟诵，如苏轼（1037-1101）《水调歌头・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中“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诗中提到的兔毫盏是福建建窑（位于福建建阳县水吉镇）烧造的绀黑色茶盏。蔡襄（1012-1067）在《茶录・器论・茶盏》中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恢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除兔毫盏之外，油滴盏、变天目等也是建盏中的名品。建窑黑釉盏为点茶而设计。

　　宋代文人崇尚团茶，其独特的点茶击拂方式达到了喝茶前所未有的极致，宋代的点茶文化上升到了艺术体系中。宋代的饮茶方式自成系统，根据饮茶过程的记载，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风尚。宋人点茶法即将筛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少量开水，搅拌均匀，再注入开水，用茶筅反复击打，使之产生汤花。范仲淹（989-1052年）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就是对当时盛行的斗茶活动精彩生动的描述，读之令人赏心悦目 。

　　茶文学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创作的大量茶诗文方面，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澈、梅尧臣、黄庭坚、秦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佳作迭起。陆游就有茶诗三百篇，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可以和卢仝“七碗茶歌”媲美，苏轼茶诗更是意境深远。茶文方面，有梅尧臣《南有佳茗赋》、吴淑《茶赋》、黄庭坚《煎茶赋》，而苏轼《叶嘉传》更是写茶的奇文。茶词是宋人的独创，苏轼、黄庭坚、秦观均有传世名篇。

　　现存宋代茶书有陶b《F茗录》、周绛《补茶经》、叶清臣《述煮茶小品》、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沈括《本朝茶法》、赵佶《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桑茹芝《续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共十二种。其中十一种撰于北宋，唯《茶具图赞》撰于南宋末年。周绛《补茶经》、桑茹芝《续茶谱》属于辑佚。

　　此外，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均有茶事书法传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辽墓茶道壁画反映点茶道的风行。都城汴梁、临安的茶馆盛极一时，建窑黑釉盏风行天下，并流传日本。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二个高峰。

　　宋代茶诗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堪与唐代争雄。宋辽金元茶诗对当时流行的点茶、斗茶、分茶作了全面的反映，但在表现茶的境界方面，除苏轼等少数人外，其他人很难达到唐人的高度。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对茶叶生产和茶事活动非常熟悉，精通茶道，具有广博的茶叶历史文化知识。他的茶诗不仅数量多，佳作名篇也多。

　　茶画是中华茶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反映了在一定时代社会上的人们饮茶的风尚，而且茶画本身在中华民族瑰丽多姿的艺术宝库中还占有着光辉的一席之地。从历代茶画这一历史的长卷中，可以感受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中的许多方面。

　　宋徽宗1101年即位，在位29年，轻政重文，一生爱茶，嗜茶成癖，常在宫廷以茶宴请群臣、文人，有时兴至还亲自动手烹茗、斗茶取乐。亲自著茶书、作茶画，致使宋人上下品茶盛行。喜欢收藏历代书画，擅长书法、人物花鸟画。

　　文会图描绘了文人会集的盛大场面。在一个豪华庭院中，设一巨榻，榻上有各种丰盛的菜肴、果品、杯盏等，九文士围坐其旁，神志各异，潇洒自如，或评论，或举杯，或凝坐，侍者们有的端捧杯盘，往来其间，有的在炭火桌边忙于温酒、备茶，其场面气氛之热烈，其人物神态之逼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郁郁乎文哉”时代的真实写照。

　　宋代，在中国茶业和书法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可谓茶人迭出，书家群起。茶叶饮用由实用走向艺术化，书法从重法走向尚意。不少茶叶专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如此都极尽的展现出宋代与饮茶文化相辅相成的历史画卷，为今人领略丰富的宋代茶文化打下了辉煌的印记。

　　唐代茶文化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最终形成，得益于佛教的大发展、科举制度的完善、唐诗的繁荣、贡茶的成制、政府的倡导等因素。

　　1、佛教的大发展和推动佛教的大发展为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而佛教中的禅宗兴盛直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广泛流行；茶禅互动，相互吸收和促进，茶文化得以产生。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云：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泰山灵岩寺降魔师大兴禅教就是这个时代的反映。晚间不食不睡，甚为难熬。为求功德圆满，修身养心，禅宗功夫坐禅就需要脑清神健，而茶既解渴又提神，与坐禅的意境完全合拍，因此成了坐禅的好伙伴。唐人李咸用在《谢僧寄茶》中说：“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可见茶叶与禅的结合有其客观必然性。既然出家人热衷于以茶助禅，以茶助功，民间信徒必仿而效之，此风因此不胫而走。唐代有一大批僧人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许多名茶产于名刹，许多高僧都是著名茶人。

　　2、科举制度的促进唐代用严格的科举考试来选才授官。朝廷特命以茶送到考场，以示关怀，所谓“金銮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如元稹《自述》(一作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这种科举制度中最高规格的考试，也以茶，每一位有幸得到赐茶的人每不感到无比自豪，其轰动效应也更大。这说明科学制度中赐茶的普遍性。

　　3、唐诗繁荣的影响文人作诗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要求作者头脑清醒，文思如泉。而茶能助诗兴，发文思，所以吟诗与饮茶有机结合起来。唐代著名诗人无不饮茶，有些人还把饮茶与吟诗有机联系起来，这种例子俯首皆是。文人吟诗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茶道茶艺、茶性茶德、茶情茶谊、茶俗茶礼、茶事史诗等，同时对茶树生态环境、造茶技术、煮饮技艺、名茶、贡茶、茶政和贸易等都有涉猎，内容丰富，词句优美，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茶诗有391首，作者113人，这与唐以前各代偶有所见的茶诗相比线、封建政府的倡导主要表现为以朝廷为首的各级官府提倡饮茶，主张以茶代酒，贡茶、赐茶的盛行等方面。中唐以后各皇帝大多好茶，为提神消食、治病，便向民间搜刮名茶贡饮。唐代贡茶有2种，一是选择各地所产名优茶进贡，二是在茶源丰富，茶质优良，环境优美的地区设立贡茶院造茶进贡。丰富的贡茶，既满足了朝廷饮用需求，又可进行各类赐茶。唐代皇上向各级赐茶已成为示宠的象征。妃嫔、内侍、公主、学人、举子、军人、官吏、王公贵族等都成为赐茶的对象。得到皇帝赐茶的王公贵族更是感激涕零，视为殊荣，誓死图报。皇帝如此重视茶，茶就被作为一种礼仪用于和亲以及固边强国之事上。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陪嫁之物中就有茶叶。《政教鉴附录》云：“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嗣后与吐蕃及回纥的茶马贸易，既有礼遇周边少数民族，以茶惠及边民的内容，也有强国固边的深层次考虑。

　　1、茶文化形成的基础十分厚实，饮茶非常普及。这是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茶文化普及的必然结果。从地域上看，唐代饮茶风习第一次成了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比屋之饮”。尤其是北方，本来“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以后，僧人饮风大盛，为此北方许多地方“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这种“始臼中地”的饮茶风俗，很快与大唐文化一起“流于塞外”。饮茶地域性的消失，是饮茶文化作为全国文化出现的标志。从饮茶所属人员看，皇帝嗜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文人嗜茶，僧人嗜茶，道士饮茶，军人饮茶，甚至“田间之问，嗜好尤切”。饮茶没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一切人的嗜好。从作用来看，茶被看作生活的必需品，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人们对茶“溺之甚”，简直达到“穷日尽夜”的程度。没有饮茶的大普及，不会有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2、有了一整套制茶、煮茶、饮茶的专门工具和成熟技术，突出表现在陆羽《茶经》的有关论述中。可见，唐代茶事是一门艺术，对茶叶的外形、色泽、茶水香味、滋味、煮水、茶具、柴火、饮茶环境和方式均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他们追求的是茶叶要好，制茶要精，煮茶要术，饮茶要美，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出现了包括茶学专著在内的一大批茶文献、茶文学。《茶经》面世标志着茶学和茶道的形成，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嗣后裴汶的《茶述》、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虞的《十六汤品》、温庭筠的《采茶录》、王敷的《茶酒论》、毛文锡的《茶谱》义从不同的侧面共同塑造唐代茶学界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大批诗人用自己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了数百首茶诗。这些茶诗或呕歌饮茶的美妙，或表达赐茶赠茶后的喜悦心情，或寄托对茶德的思考，凡此种种，都表达了对茶的热爱和追求。唐至五代以茶诗为中心，包括茶散文等文学著作的大量出现，为茶抹上了浓浓的文化韵味。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茶画。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箫翼赚兰亭图》是世界最早的茶画，画中描绘了儒士与僧人共品香茗的情景。阎立本另绘有《斗茶图》，形象地表现了唐代的饮茶风俗。初唐周防的《琴啜茗图》大约是当时宫廷仕女茶道的最早表现。张莹的《明皇和乐图》是一幅宫廷帝王饮茶的图画。佚名的《宫乐图》描绘宫廷妇女集体饮茶的场面。这些画对烹茶E星体育、饮茶具体细节与场面描绘得比较具体、细腻。此外，杂著中也大量出现茶的内容。可见茶学家、诗人、文学家、画家、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都拿起自己的笔为茶文化的繁荣而辛勤耕耘。

　　4、饮茶仪规和茶道的出现，饮茶上升到精神层面。饮茶发展，有所规则，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主要体现在《茶经·六之饮》中。“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除了普通饮茶仪规外，唐代已经形成宫廷茶文化圈、文人茶文化圈、大众茶文化圈、僧侣茶文化圈，不同文化圈的人饮茶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规则。茶道的创立则是唐代饮茶文化的最高层面，即精神方面的内容，这是唐代茶文化的突出表现。陆羽创造了以“精行俭德”为中心的茶道思想，只不过没有使用“茶道”这个词而已。诗僧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概念，把品茶过程归纳为3个层次。卢仝又在《走笔谢孟涑议寄新茶》中生动描绘了饮茶的7个层次。刘贞亮将茶叶功效概括为10项，《茶十项》一文说：“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疬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刘贞亮的茶十德比较具体，包含了茶叶对生理及精神方面的功效，其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4条纯粹是谈茶的精神作用。至此唐代茶道已经形成。

　　1、唐代茶文化是对古代茶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它具有高度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唐代茶文化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茶文化思想，揉合当时思想界的精华，创造了完整的茶艺形式，使单纯的饮茶活动一变而为精神的活动。人们在制茶、煮茶、饮茶的过程中，深刻理会到儒佛道三家精神的内含。这既是一种物质享受，又是一种精神追求，是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结合。唐代茶文化不但给唐代不同人们提供了开展茶文化的乐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奠基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宋元明清茶文化的走向，这种影响，甚至直至今天仍无法完全摆脱。

　　早在唐代，江南茶饮习俗就已经开始向北方少数民族传播E星体育，而在清代得到进一步普及推广。在《清稗类钞》饮食类中，可谓详细记述了清代我国疆域范围内满族、蒙古族、藏族、哈沙克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清代，茶饮文化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推广，虽然饮茶方式有所不同，但总体喜饮程度已不逊于江南及中原汉族地区。

　　由饮茶而起的文化现象，早期萦绕于文人墨客，随后向上推至皇室贵族，历经魏晋、隋唐，直至宋代，开始真正向下普及至寻常百姓，虽然期间一直存在着雅与俗的纷争，但饮茶阶层的两端拓展，无疑是彰显茶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清稗类钞》中记述的饮茶阶层，除文人外，上至皇室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涵盖清代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群，从中可清晰地看到清代茶饮文化在阶层分布上具有广泛性。首先，就宫廷皇室来看，乾隆、光绪、孝庄后、孝钦后等均有嗜茶喜好。其中乾隆且“命制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有诗纪之。茶宴日即赐此茶，茶碗亦摹御制诗于上。宴毕，诸臣怀之以归。”光绪帝“晨兴，必尽一巨瓯，雨脚云花，最工选择。”而孝钦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宫廷茶宴精致、富贵，规模更是超越以往朝代。康熙、乾隆两朝，宫廷共举办四次规模巨大的“千叟宴”，宴席程序即先饮茶，后饮酒，再饮茶，讲究皇家气派，具有特定的饮茶礼仪。《清稗类钞》中皇帝“赐茶”字样共出现98处，可见“茶”已成为皇帝赏臣封赐的重要物品之一。在紫禁城中，专门设有管理用茶的机构，乾清宫东北设有御茶房，圆明园中大宫门内，西南为茶膳房，东南为清茶房。E星体育官方网站皇室大婚中最隆重的大征之礼，内务府官除备金银外，还有金银茶?等;光绪大婚奁单中备有雕刻精美的成对金质大茶盘、瓷茶盅以及紫檀茶几等。由此可见宫廷饮茶风盛，且极其讲究。其次，就各级官僚阶层来看，“凡至官厅及人家，……既通报，客即先至客堂，立候主人。主人出，让客，即送茶及水旱烟。”大吏见客，“除平行者外，既就坐，宾主问答，主若嫌客久坐，可先取茶碗以自送之口，宾亦随之，而仆已连声高呼‘送客’二字矣。俗谓‘端茶送客’。茶房先捧茶以待，迨主宾就坐，茶即上呈，主人为客送茶，客亦答送主人。”由此看出，由宋代“点茶”逐渐引出的“客辞敬茶”或“端茶送客”习俗，在清代官场文化中已成为普遍而有效的沟通规则。再次，就百姓阶层来看，在清代，传统茶文化怡情养性、陶冶情操的精神内涵开始大踏步走出狭小的文人、贵族圈而步入民间，成为社会普遍的追求。《清稗类钞》中记述各地茶园、茶馆、戏园、书场、妓院中百姓的饮茶场景，涉及的饮茶人群包括茶农、胥吏、手工业者、民工、商贩、艺人、乞丐乃至娼妓等等。如在“京师茶馆”中“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裾，就广坐，作茗憩，为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生动记述了普通旗人的茶馆生活形态;而在苏州，更有“妇女好入茶肆饮茶。同、光间，谭叙初中丞为苏藩司时，禁民家婢及女仆饮茶肆。然相沿已久，不能禁。”

　　在清朝完成统一后，社会经济复苏，官府鼓励和发展茶叶生产，使得茶业在明代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在对茶树生物学特征的认识、茶叶栽培、采摘、茶园管理等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尤其是茶叶插枝繁殖技术的应用，使栽培和制造技术出现突破性进展，达到了传统茶叶栽培技术的最高水平，茶叶产量增大，并涌现出不少品质超群的茶类和名品E星体育。尤其是乌龙茶的出现、绿茶的全面发展和红茶的繁荣使得六大茶类齐全，这标志着传统茶学的成熟和终结。在清代，名茶约有40种，如:武夷岩茶、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新安松罗、云南普洱、闽红工夫茶、祁门红茶、六安瓜片、毛尖、天尖、庐山云雾、闽北水仙等等。这些名茶大多是在清朝后期逐步发展和命名的，而在清朝前期，则以武夷茶、普洱茶、洞庭碧螺春等的发展最为突出。《清稗类钞》植物类中，对乌龙茶、碧螺春、云雾茶、六安茶、龙井茶、譫茶、(门身)林茶、蒙顶茶、普洱茶、山茶、宝珠山茶、察尔察(准噶尔部所产)、茉莉花茶等共计13种茶的产地、品性及制作方法加以记述，可谓详细而全面。而在饮食类中还记述有各种花茶的制作方法。

　　早在唐代，中国茶饮文化就已传入朝鲜、日本，宋元时期传入南洋诸国，进而通过海路和陆路开始影响到欧洲大陆。清代，尤其是战争以后，随着海外贸易量增大，茶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其四海赢香，为五洲共赏的江湖地位得以奠定，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急剧扩大。据《清稗类钞》农商类记述，从光绪丁酉(1897年)至宣统庚戌(1910年)十年间，“国外贸易年盛一年，……输出品中最重要者为丝茶，丝之输出价值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分，茶则占百分之二十分，绸缎、牛皮、猪鬃、羊毛、草帽缏、米、棉花等次之。”由此可见茶在清出口商品中分量比重之大，其在西方世界受欢迎程度也可见一斑。

　　从狭义的精神层面看，有些茶文化学者认为，清代茶文化在茶艺或茶道乃至茶德等方面并没有得到思想深度上的实质性发展。这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从物质、制度、行为结合精神层面的大文化角度分析，清代茶文化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仍然有一些发展深度上的新变化。

　　在《清稗类钞》饮食类中，将茶、咖啡、可可统划为茶类，并指出“此等饮料，少用之可以兴奋神经，使忘疲劳，多则有害心脏之作用。入夜饮之，易致不眠。”在挑选茶叶时，指出“茶之上者，制自嫩叶幼芽，间以花蕊，其能香气袭人者，以此耳。劣茶则成之老叶枝干。枝干含制革盐最多，此物为茶中最多之部，故饮劣茶，害尤甚也。茶味皆得之茶素，茶素能刺激神经。饮茶觉神旺心清，能彻夜不眠者以此。然枵腹饮之，使人头晕神乱，如中酒然，是曰茶醉。”在饮茶的火候上，提出“茶之功用，仍恃水之热力。食后饮之，可助消化力。茶中妨害消化最甚者，为制革盐。此物不易融化，惟大烹久浸始出。若仅加以沸水，味足即倾出，饮之无害也。”但同时提出，“久煮之茶，味苦色黄，以之制革则佳，置之腹中不可也。青年男女年在十五六以下者，以不近茶为宜。其神经统系，幼而易伤，又健于胃，无需茶之必要，为父母者宜戒之。”由此可见，随着近代西方科技的传入，清代已经突破传统科技观中整体认识事物的习惯思维，对饮茶的利弊功效有了更加全面科学的认识。

　　自古以来，饮茶就有清饮和调饮两种方式的地位之争。唐宋时期调饮法占主导，唐代把盐和姜作为煎茶时必备的佐料。而宋代常见的是核桃、松子、芝麻等。从南宋中后期始，尤其是明清时期，清饮逐渐盛行，并为“正统”茶人所推崇。然而，清代由于花茶及区域茶饮和民族茶俗中调饮方式的不断拓展，茶的调饮地位不仅得以巩固，更与清饮方式并行发展，从而改变了以往朝代彼此地位失衡的发展面貌。首先，花茶在清代普遍流行。严格意义上的清饮是指茶水中不加任何杂物，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点花入茶”应是调饮方式之一。区别于唐宋时期的调饮佐料，清代以花入茶十分普遍。《清稗类钞》中，对点花入茶的一般方法及各种花入茶的具体方法均有记述。其一般方法是“以锡瓶置茗，杂花其中，隔水煮之。一沸即起，令干。将此点茶，则皆作花香。梅、兰、桂、菊、莲、茉莉、玫瑰、蔷薇、木樨、橘诸花皆可。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之蕊，其香气全者，量茶叶之多少以加之。花多，则太香而分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其美，必三分茶叶一分花而始称也。”此外，前文所述乾隆命制“三清茶”以及光绪、孝钦后喜饮之茶都属花茶。花茶在清代的喜饮程度，促进了此后中国半发酵茶的发展，无疑丰富了中国茶艺的内涵。其次，各地区及各民族饮茶习俗中还存在多样的调饮方式。《清稗类钞》中记述有四川太平、北京、扬州、长沙、广东等地采用调饮方式喝茶的茶俗。其中四川太平男女视酥油奶茶为要需;北京人茶中入香片;扬州啜茶“例有干丝以佐饮，亦可充饥。干丝者，缕切豆腐干以为丝，煮之，加虾米于中，调以酱油、麻油也。食时，蒸以热水，得不冷。”长沙茶肆，“有以盐姜、豆子、芝麻置于中者，曰芝麻豆子茶。”而广东地区的茶馆也有饮所谓八宝清润凉茶，茶中入有“杭、大生地、土桑白、广陈皮、黑元参、干葛粉、小京柿、桂元肉八味E星体育官网，大半为药材也。”此外，前文中所述满族、蒙古喜饮的茶、乳茶、藏族的酥油茶都属于调饮茶。可见，由于区域性、民族性调饮方式的推行，清代茶的调饮文化地位大大加强，并与清饮并行发展和繁荣。

　　随着六大茶类的形成，以及手工业工艺水平的提升，清代茶具在品种、形状、色彩以及与诗书画艺术形式的结合上，都呈现出新特点，其制作原料除选用传统陶瓷外并有金属料，制作愈加精美，造型风格多样，从而把茶具制作推向新高度。首先，就陶器茶具看，清代紫砂壶制作曾达到鼎盛，并成为贡品。《清稗类钞》中对宜兴紫砂茶器倍加推崇。指出宜兴“所出陶器至精，以供茗饮者为多。”并对制作选料的考究加以记述，“色红润如古铜，坚韧亦仅逊之。……其泥亦分多种，红泥价最昂，紫沙泥次之。嫩泥富有黏力，无论制作何器，必用少许，以收凝合之效。夹泥最劣，仅可制粗器。白泥以制罐钵之属。天青泥亦称绿泥，产量亦少。豆沙泥则常品也。”在制作水准上，很多民间制陶高手所作被传颂推崇，如关于明末清初时期的时大彬，记述有“茶壶以砂制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耳，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实佳，固不必专以受水半升为重也，但取其形式古洁，即可注茶。惟当试其盖，可随手合上，举之能吸起全壶者，则尤佳矣。”另外相传金沙寺僧某，“习与陶缸瓮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胚为壶，附陶穴烧成，世遂传用。光、宣间盛行于江、浙，且有能仿陈曼生之遗式者。”其次，就瓷器茶具看，多体现在碗、盘、托等茶具类型。清代的青花瓷茶具在茶具中独占魁首，成为彩色茶具的主流。青花瓷茶具属于彩瓷茶具，是彩瓷茶具中一个最重要的花色品种，其始于唐，盛于元，在清朝达到顶峰。《清稗类钞》中对瓷茶具制作多有记述，这里不一一赘述。至于金属茶具，由于冶炼加工技艺的世代积累和提升，所作茶具也愈加精致。《清稗类钞》中载有清初锡工黄元吉“所造茶具，种种精巧，其色晶莹，与银无别。”此外，“长沙茶器精妙，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钊以大缕银合贮之。”至于宫廷茶具，更“以黄金为托，白玉为?。”这点从前文所述的皇帝大婚中内务府所备的精美金银茶具中可管窥一斑。

　　清代茶馆上承晚明，在数量、种类、功能上皆蔚为大观，完全融入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因此，可以说茶馆的真正鼎盛是在清朝。作为汇辑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清稗类钞》记述了大量关于清代茶馆中民风民俗，从中可见清代茶俗文化的普及和深入发展。首先，清代茶馆遍布南北各地。仅《清稗类钞》中明确记述的地区就有北京、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广州、长沙等城市以及四川、云南等地区。总体看，茶馆于南方更为普及，上海甚至“公共、法两租界，无地不有。”茶馆中茶客纷纷，“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异者”，这些茶馆、茶肆一般都在环境优美之地，并注意饮食方面的服务以吸引茶客，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景。其次，茶馆类型多样。有以卖茶为主的清茶馆，其环境布置清雅、休闲，茶客多样，但以文人雅士和商人居多;有兼营点心、茶食、酒类的二荤馆，乾隆末年南京“洪福园”、光绪年间上海“同芳茶居”均属此类;有以听书为主的书茶馆，茶客一边品茗，一边欣赏曲艺弹唱，茶客结帐付钱叫付书钱而不叫茶钱。再次，从茶馆提供休闲娱乐的服务内容来看，晚清时期，上海茶馆中吸食、娼妓服务等现象日益增多，这应与通商口岸开放和经济日益繁荣有关。同治年间，上海的江海朝宗等数家茶馆，布置华丽，“且可就吸。”同芳茶居“兼卖茶食糖果，……每日未申之时，联袂而至。”而青莲阁茶肆，“每值日晡，则茶客麕集，座为之满，路为之塞。非品茗也，品雉也。雉为流妓之称，俗呼曰野鸡。四方过客，争至此，以得观野鸡为快。”至于书茶馆中的“弹唱之女，皆妓也，……游客见有当意者，即可点戏令唱……。既点戏，妓佣以水烟袋进，即可询问里居，往打茶围。”显然，此等败俗现象与传统茶文化追求的高雅格调背道而驰，但以文化研究的角度考量，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种文化现实。

　　（说明：日本宁治产玉露茶甚佳，斯里兰卡（古称椤伽）产红茶有名于世。这首诗从赞颂日本名茶宇制玉露茶，斯里兰卡（椤伽）紫茸茶入手E星体育官方网站，占出了中国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欲唤天涯认故乡”。）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茶业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

　　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到了唐代，又传至日本和朝鲜，16世纪后被西方引进。中国茶叶、茶树、饮茶风俗及制茶技术，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传向全世界的。最早传入日本、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至印尼、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16世纪至欧洲各国并进而传到美洲大陆，又由北方传入波斯、俄国。

　　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当时海上贸易港口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可以说，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栽培加工技术，世界各国的茶叶，直接或间接，与我国茶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说：“茶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茶以人兴，人伴茶名。现在五大洲有50多个国家种茶，有120个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全世界50多亿人口中大多数人喜欢饮茶，茶和茶文化覆盖了全球。

　　美国被称为咖啡王国，却有大约一半人喝茶，令人称奇。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的乌龙茶、绿茶等有上百种，但多是罐装的冷饮茶。这也就凸现出了美国人饮茶，讲求效率、方便，不愿为冲泡茶叶、倾倒茶渣而浪费时间和动作，他们似乎也不愿在茶杯里出现任何茶叶的痕迹。青睐于喝速溶茶，夏季来一杯冰凉的冷饮茶，顿觉心中清凉，很是惬意。

　　在美国，茶消耗量占第二位，仅次于咖啡。美国人与中国人饮茶不同，大多数人喜欢饮冰茶，而不是热茶。饮用时，先在冷饮茶中放冰块，或事先将冷饮茶放入冰箱冰好，闻之冷

　　沁鼻，啜饮凉齿爽口，顿觉胸中清凉，如沐春风。遗憾的是，由于这茶以饮、以凉为主，便没有中国茶沏出的那种品味、那种温馨、那种悠闲，喝茶的情调也大打折扣。

　　茶是英国人普遍喜爱的饮料，80%的英国人每天饮茶，茶叶消费量约占各种饮料总消费量的一半。英国本土不产茶，而茶的人均消费量占全球首位，因此，茶的进口量长期遥居世界第一。

　　英国饮茶，始于17世纪中期，1662年葡萄牙凯瑟琳公主嫁与英国查尔斯二世，饮茶风尚带入皇家。凯瑟琳公主视茶为健美饮料，嗜茶、崇茶而被人称为饮茶皇后，由于她的倡导和推动，使饮茶之风在朝廷盛行起来，继而又扩展到王公贵族和贵豪世家及至普通百姓。超级秘书网

　　英国人好饮红茶，特别崇尚汤浓味醇的牛奶红茶和柠檬红茶，伴随而来的还出现了反映西方色彩的茶娘、茶座、茶会以及饮茶舞会等。目前，英国人喝茶，多数在上午10时至下午5时进行。倘有客人进门通常也只有在这时间段内才有用茶敬客之举。他们特别注重午后饮茶，其源始于18世纪中期。因英国人重视早餐，轻视午餐，直到晚上8时以后才进晚餐。由于早晚两餐之间时间长，使人有疲惫饥饿之感。为此，英国公爵斐德福夫人安娜，就在下午5时左右请大家品茗用点以提神充饥，深得赞许。久面久之，午后茶逐渐成为一种风习，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在英国的饮食场所，公共娱乐场所等都有供应午后茶的。在英国的火车上，还备有茶篮，内放茶、面包、饼干、红糖、牛奶、柠檬等，供旅客饮午后茶用。午后茶实质上是一餐简化了的茶点，一般只供应一杯茶和一碟糕点，只有招待贵宾时，内容才会丰富。

　　2009年4月20日，谷雨。由杭州市委、市政府与杭州八家国字号茶机构联合主办的首届“全民饮茶日”活动在杭州市举办。“全民饮茶日”由浙江杭州的8家国字号茶机构于2006年首次发起倡议设立，2009年4月12日正式发出倡议，将每年二十四节气之一的谷雨设为“全民饮茶日”。“全民饮茶日”的提出得到了全国15个省市和台湾地区的热烈响应。响应城市的全民饮茶日活动时间均定在每年4月20日前后(以农历谷雨时节为准)，以统一标志、统一口号、统一宣传内容和形式开展。

　　茶是中国人的传统饮料，中国人饮茶已有数千年，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作为一种健康的饮料，茶叶中含有多种对人类健康有益的成分，饮茶有利于健康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无论是“世界饮茶日”还是“全民饮茶日”，其宗旨都是为了让“茶为国饮”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希望在若干年后，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你喝茶了吗?”

　　众所周知，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而从今年开始，5月1日对于很多爱茶人来说。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世界饮茶日”。

　　在第一个“世界饮茶日”到来之际，一场由福建茶人之家和福州市茶叶协会主办，五里亭福州市茶叶批发市场和公泰茗茶联合承办的“世界饮茶日”活动在福州海峡大茶都广场隆重举行。福建是茶的故乡。茶对于福建人来说更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但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是否留意过如何饮茶才更健康呢?为了让更多的普通市民了解喝茶的好处，进而喜欢上茶，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茶与健康”。

　　5月1日上午9点，活动在海峡大茶都广场拉开帷幕，许多榕城市民都利用小长假的休息时间，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尊敬的茶界泰斗张天福老人更是不顾炎日酷暑。亲临活动现场，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从自己的养生之道出发，给现场的市民上了一堂生动的健康课。

　　本次“世界饮茶日”活动分两部分进行，前一个小时是开放的自由式饮茶时间，主办方在现场设置了铁观音、武夷岩茶、红茶、绿茶、茉莉花茶、普洱茶等品茗交流区，吸引了众多的榕城爱茶市民。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派发专门为此次活动印刷的《茶与健康宣传手册》，市民们在品茗区一边品茗一边阅读手册，学习怎么喝茶才是最健康的。而在会场的另一侧，福建省中医学院陈玲老师，福建茶人之家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农林大学园艺系詹梓金教授，福建茶人之家副会长陈金水老师，福建省茶科所原副所长张方舟先生，福建茶人之家常务理事、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郭雅玲女士等茶界专家也来到现场，组成咨询专家团，向市民进行茶与健康科普知识宣传。为茶友们在日常生活碰到与茶有关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也有许多市民围坐在张天福老人的身边，向老人讨教喝茶长寿的秘诀。活动过程中还举行了茶与健康知识的有奖竞答活动。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参与。

　　在自由式品茗时间结束后，本次活动的承办方福州公泰茶庄还在活动现场的中心舞台上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茶艺表演。公泰茶庄的孙总亲自登台，为现场的爱茶人展示了用陶壶煮茶的过程。只见他身着米色唐装，神情自若，缓缓地将陶壶、茶杯、茶海等茶具置于表演台上，而后煮水、温杯、取茶、置茶、润茶、分茶……动作自然连贯，无声胜有声，吸引了众多茶人的驻足关注。

　　此次孙总煮制的是武夷山四大名丛之一的白鸡冠，他独创的煮制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白鸡冠“岩骨花香”的特质。张天福老人曾亲临公泰茶庄，对孙总创意的煮制法及公泰茶庄专注制茶、用心爱茶的经营理念表示了赞许。活动现场，煮制后的白鸡冠散发出阵阵清香，弥漫在围观的人群中。也得到了专家和市民的一致好评。

　　在茶艺展示之后，主办方还在现场举行了茶与健康知识的有奖竞答活动，精心准备的竞答的问题都和人们的日常饮茶息息相关，而答案则在现场分发的《茶与健康宣传手册》里。面对主持人的提问，市民们都踊跃参与，现场气氛高涨，每一位回答对问题的朋友都获得了一份精美的礼品。

　　而作为主办地的杭州，热闹非凡的茶事活动则将美丽的西子湖渲染为一湖龙井茶水，更将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布置成了一个巨大而茶香四溢的茶馆。浙江林学院茶文化学院数百名师生，在学院党组副书记汤勇的领衔之下，全线出动，奔向布满杭城的近百个大中小学、社区和写字楼的免费饮茶点，向广大青少年、市民、游客和上班族赠送茶水、茶具、茶与健康宣传册。

　　上午9时，“全民饮茶日”的启动仪式如期在西湖涌金广场举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原浙江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刘枫，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昭晰，原杭州市政协主席虞荣仁等出席启动仪式。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宣布首届“全民饮茶日”活动正式启动。在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杨亚军宣读完“全民饮茶日”倡议书之后，浙江林学院茶文化学科带头人王旭烽教授代表杭州茶界宣读了“全民饮茶日”响应书。

　　王旭烽教授在“全民饮茶日”响应书中表示，杭州爱茶人积极响应“全民饮茶日”倡议，将以爱茶奉茶赠茶的实际行动，参与打造“茶为国饮、杭为茶都”的品质生活建设。通过饮茶日活动，倡导全民饮茶，以活动带动产业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希望全民饮茶日能年年办下去。

　　启动仪式之后是精彩的广场茶艺表演，浙江林学院茶文化学院创作并演出的大型茶文化舞台艺术呈现《中国茶谣》的部分片段――“道家茶礼”和“儒家茶礼”向观众完美地诠释了茶文化的经典与博大精深，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学生们还在现场展示了精美的茶席设计，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关注。

　　茶树是标准的亚热带植物，具有喜温暖、湿润以及酸性土壤等生态特性，主要分布在我国亚热带、边缘热带区域。根据史书记载，饮茶之风首先出现在长江上游。扬雄《方言》中记载，“蜀西南人谓茶为纐”。(3)汉宣帝时期，王褒《僮约》中，“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4)该地饮茶习俗之所以被关注，顾炎武以为“自秦人取蜀而后有饮茗之事”。(5)战国时期，秦占领巴蜀后，这一地区与华北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该地的饮食习俗逐渐被外人了解，其独特的饮食文化成为华北社会关注的对象。魏晋六朝时期，史书中对南方茶树的记载越来越多。巴地涪陵郡(今重庆涪陵)，“惟出茶、丹、漆、蜜、蜡”。(6《)荆州地记》中记载，“浮陵茶最好。”缪启愉认为，“浮陵”当是音同形似的“涪陵”之误。(7)蜀地广汉郡什邡县(今四川什邡市)，“山出好茶。”(7)犍为郡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南安、武阳皆出名茶”。(7)平夷郡平夷县(今贵州仁怀西南)，“山出茶、蜜。”(7)长江中游也产茶叶，张辑《广雅》中记载，“荆、巴、阆采茶作饼。”(8《)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引《桐君录》中，“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线)南朝齐刘澄之的《荆州土地记》中记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9)在长江下游，山谦之《吴兴记》中，“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盙。”(10)乌程即浙江湖州一带。可见，整个长江流域到处生长着茶树。茶树是南方的物产资源，该地之人在生产实践中形成饮茶的习惯。《三国志》卷六五《韦曜传》中记载，孙皓每次宴饮之际，均要求参加者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曜酒量小，“素饮酒不过二升”，孙皓“密赐茶盙以当酒”。韦曜本名韦昭，“史为晋讳，改之”，(11)吴郡云阳人，今江苏丹阳人，属于南方本土人士，饮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8)广陵人竞相购买茶叶，说明当地饮茶之风十分盛行。东晋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果招待谢安，“谢安尝欲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既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于是杖之四十。”(12)陆纳为吴郡吴县人，今江苏苏州人，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饮茶。不过，在他看来，茶果象征着节俭，以此招待他人，方能显示自己的品质。《晋书》卷九八《桓温传》中记载，桓温生性节俭，“每宴唯下七奠?茶果而已”。总之，饮茶是南方社会的风俗习惯，也是南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晋时期，华北社会并不排斥南方的茶文化。《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江氏传》中，“(江)统迁愍怀太子洗马，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茶、菜、篮子之属，亏败国体。’”愍怀太子司马?所卖的物品中有茶，说明当时的华北人士是认可茶叶的。《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晋四王起事》中也记载，“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晋惠帝也不反对饮茶。张载，字孟阳，河北安平人，(12)到四川成都游览白菟楼后，写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13)他对茶叶持赞赏的态度。左思，山东临淄人，(12)他也不反对饮茶，“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皙。……心为茶盙剧，吹嘘对鼎?。”(14)以上这些华北之人对饮茶不抱任何偏见。自永嘉乱后，大量中原人士纷纷来到南方，他们如何对待该地的茶文化?任瞻，“字育长，乐安人”，(15)今山东博兴县人。他过江后，王导率领已经南渡的中原人士给他接风洗尘。“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15)这则材料向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任瞻问所饮的是茶还是茗。所谓茶茗，郭璞指出，“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16)任瞻提出这一问题，说明他不了解南方的茶叶生产，但是他没有对饮茶表示出任何不满。二是王导和其他早已到达南方的人也饮茶，如果他们以前反对饮茶的话，那么现在也不可能立即接受，即使他们以前有可能不饮茶，但至少不排斥。《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世说新语》中，“晋司徒长史王?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为山西太原人，(12)他喜欢饮茶，而且以此招待别人，并劝别人多饮。那些士大夫并不是不饮茶，而是担心王?让他们多饮，以致感到害怕。以上这些中原士人，欣然接受南方的饮茶习俗，说明他们不排斥这一饮食习惯。虽然华北之人不反对饮茶，但是饮茶之风在华北社会并不流行，这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与时人对茶叶功效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茶叶具有醒酒、提神、解除困乏等作用。“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8)西晋张华《博物志》卷四中记载，“饮真茶，令人少眠。”西晋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线)刘琨，中山魏昌人，(12)今河北无极人，他通过饮茶解除身体的烦闷。二是与茶叶的生产有关。这一时期茶树主要以野生为主，人工栽培很少。(18)因此茶的产量不多，商品化程度较低，华北社会所获取的茶叶有限。即使如此，华北社会对南方茶文化并不排斥。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政治现实使得茶叶成为区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

　　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魏收《魏书》称长江下游政权为“岛夷”，沈约《宋书》称中原政权为“索虏”。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也体现在饮食方面，北朝社会无法认同南方的饮食文化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19)北朝社会十分鄙视南方的饮茶习俗。“(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20)北魏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可见，他并不排斥饮茶，只是被彭城王批评及他家吴奴嘲笑后，才不饮茶，并以之为耻。“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虽然刘缟不再饮茶，但是朝贵宴会上皆设茶茗，它们专门是为南方归降之人准备的，就是要显示南北人不同的身份。当萧衍之子萧正德归降北魏后，元?也以饮茶习俗来嘲笑他，“后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欲为之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意，答曰:‘下官虽生于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与举坐之客皆笑焉。”(20)南方的其他饮食也在被讽刺之列。北魏永安年间，为争夺文化的正统地位，陈庆之与杨元慎进行了辩论。代表南朝萧梁的陈庆之指出，“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挡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代表北魏的杨元慎认为江左之人毫无礼仪，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食物资源千奇百怪。“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掌，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若其寒门之鬼，头犹修，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以为膳羞。……急手速去，还尔扬州。”(20)南北生态环境完全不同，饮食文化各有特点，杨元慎用南方的莲藕、莼菜、鱼蚌等食物讽刺挖苦陈庆之。景明初年，当张景仁归降北魏后，“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寺也。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焉。”(20)投降北魏的张景仁希望融入到北魏社会中，不再有身份的差别。然而，洛阳人通过不同的饮食习惯把吴人区分开来，张景仁感到耻辱，不得不迁居到别的地方，希望通过此举泯灭彼此间的身份差异。在《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中，“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南方人士不同于“中原管带”，饮食文化是其重要的标志。总之，饮食文化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人封演指出，“南人好饮之(茶)，北人初不多饮。”(21)不过，从公元8世纪初开始，饮茶之风开始在华北流行，一是在达官贵人中，二是在寺院僧侣、信男善女之间。公元8世纪中期后，又开始向社会下层绵延。饮茶习俗渗透到华北社会各个角落。(22)出生于华北地区的人们纷纷赞赏南方的茶叶。李嘉祐，“字从一，赵州人”，(23)今河北赵县人，他在《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中写到，“幸有香茶留稚子，不堪秋草送王孙。”(24)元稹，长安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人，(25)他也写到，“簟凉朝睡重，梦觉茶香熟。”(26)秦韬玉，“字中明，京兆人”，(27)今陕西西安人，他指出，“天柱香芽露香发，烂研瑟瑟穿荻篾。”(28)在以上诸人对茶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茶叶的芬香，因此它成为文人间相互馈赠的佳品。白居易，祖籍下?人(今陕西渭南)，出生于郑州新郑县(今河南新郑)，(25)元和五年(810年)他在长安收到萧员外寄来的蜀茶，“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29)元和十二年(817年)在江州收到忠州刺史李宣寄来的蜀茶，“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30)薛能，“字太拙，汾州人”，(25)今山西汾阳人，他在《蜀州郑使君寄鸟觜茶因以赠答八韵》中写道，“鸟觜撷浑牙，精灵胜镆铘。烹尝方带酒，滋味更无茶。”(31)在《谢刘相寄天柱茶》中，“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32)杨嗣复，其父杨于陵，“弘农人”，(33)“于陵秩满，寓居扬州而生嗣复”，(33)他出生于南方，在《谢寄新茶》中写到，“石上生芽二月中，蒙山顾渚莫争雄。封题寄与杨司马，应为前衔是相公。”(34)李群玉，“字文山，澧州人”，(25)今湖南澧州人，他在《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及《答友人寄新茗》中谈及寄茶的情况，“客有衡越隐，遗余石廪茶。”(35“)满火芳香碾?尘，吴瓯湘水绿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36)文人雅士之间互赠茶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反映了饮茶之风深入人心，风靡整个唐代社会。饮茶之风在华北的盛行，与时人对茶叶功效认识的变化有关。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唐人认为茶可以治疗更多的疾病。苏恭等人所撰的《唐本草》卷一三中，茶叶“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主下气，消宿食”。孟诜《食疗本草》卷上中，“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茶叶具有清热祛痰、消除积食的作用。陈藏器《本草拾遗》卷八中，茶叶可以“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陆羽也认为饮茶能够治疗各种疾病，“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3)此外，茶叶可以“消肉食毒”，李德裕亲自试验，“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众伏其广识也。”(37)饮茶有助于消化肉食。不过，在南北朝时期，北魏人“食羊肉酪粥”，(20)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茶叶有消解肉食的功效，相反不断嘲笑讥讽南人的饮茶习俗。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人们对食物功效的认识亦不相同。饮茶之风的流行还与茶树栽培技术的发展有关。唐中后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茶树种植的土壤等问题。“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3)土壤不同，肥力也就存在着差异。山谷石隙间的土壤，含有大量的腐殖质、矿物质，土层较厚，排水较好，土壤肥沃，最适宜种植茶树。砾壤即砂质土壤，含有未风化或半风化的碎石、砂粒等，排水性能较好，不过腐殖质不多，肥力中等。黄土虽然土层深厚，但是腐殖质、矿物元素含量较少，肥力较低。播种茶种后若践踏不结实，或者采用移栽的方式种植，茶树长势不好。(38)要想茶树生长茂盛，应该像种瓜一样种植，“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月可采。”(3《)齐民要术》卷二《种瓜》中，“凡种法: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先卧锄耧却燥土，然后掊坑，大如斗口。纳瓜子四枚，大豆三个于堆旁向阳中。瓜生数叶，掐去豆。多锄则饶子，不锄则无实。”种瓜选好种子后，再挖坑种植。与之相比，茶树的种植更加精细。《四时纂要》卷二中，“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茶树栽培技术日渐成熟，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因此，茶叶贸易繁荣起来，(39)征收茶税也就提到唐政府的日程上来。严重的财政危机是唐朝政府榷茶的直接原因。一方面，中唐以来，唐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逐步减少。商人和官僚地主通过买卖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他们采取种种手段逃避赋税并把其转嫁到农民身上，致使更多的农民破产流亡。更为重要的是，安史之乱及以后的藩镇割据严重破坏了华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唐朝政府失去了该地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唐政府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大。府兵制破坏后，募兵制的采用，导致军事开支日益增长。安史乱后，连年战争，军事费用不断提高。从整体上看，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已经不能维持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40)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唐帝国不得不对茶叶征税。由于茶叶产自南方，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华北地区与这一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

　　我国的茶原产于南方，其中巴蜀和云南是最早产茶、饮茶之地。顾炎武《日知录》说：“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中原饮茶是秦由蜀传去的。巴蜀不仅产茶早，而且是最先把茶作为商品上市交易的地区。西汉王褒《僮约》中记载蜀西民间贸易活动说：“牵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境）买茶。”说明至少在西汉时蜀人已将茶作为商品。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蜀的商人秦汉之时已与康藏高原东部的都夷、牦牛夷等有着交换关系，以蜀中之茶换取马、牦牛等。茶这时既已成为蜀中的商品，自然会在这种交换中输入高原东部地区这些藏族先民之中。不过，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产茶不多，即在内地尚未形成普遍的饮茶习惯。高原上的藏族先民当然更无饮茶的习惯。

　　据藏文史籍记载，茶正式输入是在吐蕃王朝的都松莽布支赞普时期（676－704年在位）。当时体弱多病的赞普偶然捡到小鸟衔来的一支树枝，随手扯了几片绿叶放入口中嚼，顿觉神清气爽，身体轻快，于是命大臣无论如何要找到这种树叶。后来大臣在汉族地区找到这种树叶，才知是茶，带回献给赞普，赞普经常食用，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于是茶便成为吐蕃宫廷一种珍贵的保健药物。这种把茶当作保健药物的情况，与内地最早对茶的认识是一样的。《神农本草》载：“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神农食经》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都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藏族地区高寒缺氧，食物又是牛羊肉和糌粑等油、燥性之物，缺少蔬菜。茶中富含茶碱、单宁酸、维生素，具有清热、润燥、解毒、利尿等功能，正好弥补藏族饮食中的缺陷，防治消化不良等病症，起到健身防病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最初仅把茶作为一种保健药看待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吐蕃王朝的前期，由于汉藏贸易尚不发达，由内地输入藏区的茶还很少，只能供王室和贵族享用，藏族人民生活中还无饮茶之习。

　　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乾者。’”这里所说的常鲁公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奉使入吐蕃议盟的监察御史常鲁。唐自开元后，士大夫中盛行烹茶之艺，烹茶时要加入姜、盐和各种辛香之物以调味，吐蕃赞普见而奇之，不知所煮为茶，这说明当时吐蕃尚不知唐人烹茶之方法，也还未把饮茶作为一种生活享受。再看赞普拿出的茶中，尽是当时天下名茶，寿州、舒州者，指安徽的小围、六安茶；顾渚者，指浙江的紫笋茶；蕲门者，指湖北的黄芽茶；湖乾，指湖南的银毫茶；昌明者，指蜀中绿昌明茶。吐蕃宫中收藏了这许多唐之名茶，却又不晓唐之烹茶方法，正好印证了藏文史料中的记载，说明当时茶还是被当作珍贵的保健药而被王室收藏，并未成为广大藏族人生活中的饮料。

　　在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木简中，记载了吐蕃社会的经济生活情况，但在这些于8-9世纪的文献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有青稞、小麦、酒、皮张、牲畜等，却单之不见有茶，这说明至少在9世纪初以前，茶还没有进入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上还没有饮茶之习。

　　藏族民间饮茶大抵在9世纪初以后才开始，这是因为从初唐到中唐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虽然因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开辟了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渠道，推动了藏汉贸易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唐蕃因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时有发生，争战连绵，在大多数时候双方的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开展，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茶对藏区的输入。所以吐蕃虽很早就输入了内地的茶，但都没有使茶在吐蕃社会各阶层中传播，更没有使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共同的生活习惯。

　　晚唐以后，唐蕃双方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睦相处时期。从而使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长足的进展。战争状态的结束，使官方和民间的商贸渠道都畅通无阻，这就为茶大量输入藏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给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提供了物资基础。

　　另一方面，晚唐时期吐蕃的社会环境也为饮茶之习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吐蕃的热巴巾赞普（815－838在位）开展了空前的尊佛运动，规定了七户养一僧的制度，藏地的僧人从此脱离生产劳动，专事修习，对于每日打坐诵经的僧人来说，茶的“破睡”和“涤烦疗渴”作用尤显得突出。唐朝自开元后，因禅宗盛行，坐禅之人“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风闻录》）。

　　我国是茶的故乡，栽培茶树早在商代就已开始，汉时，茶叶已成为商品，巴蜀是当时全国茶业中心，饮茶之风开始兴起。魏晋南北朝，我国的茶业获得发展。到了唐代，茶叶产地大大增加，遍及今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州郡)，E星体育官方网站其地理位置多为气候温湿的秦岭、淮河以南，这些地区的许多丘陵山坡上都种植了茶树。历史记载：“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江淮人家也“什二三以茶为业”。除了农民自己种植茶园外，地主和官府也经营茶园。史载：“长城县(今浙江长兴县)、顾山县西北21 km，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3万人，累月方毕”。由此可见茶园的规模之大。唐代茶业已相当发达，当时的茶叶分为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四类，出现了几十种名茶。

　　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唐代的茶文化日渐形成并逐步繁荣。当时，下官向朝廷进贡茶口已成风气。在皇宫里，饮茶成为必不可少的娱乐消闲。相传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都爱饮著名的“顾渚紫笋”茶，武则天爱饮“仙崖石花”茶，杨贵妃爱饮“阳羡”茶和“香雨”茶等等。这充分反映出饮茶已成为时尚。宫廷如此，百官效仿，文人雅士更是以饮茶为高雅之举。读《全唐诗》你会发现与饮茶有关的诗章随处可见E星体育官网，这充分说明茶文化在唐代的位置。百姓种茶更会饮茶，使饮茶成为社会现象，出现了“比屋皆饮、举国之饮”的盛况。茶文化由此方兴未艾，出现了“茶圣”陆羽和世界上最早的饮茶经典之作――《茶经》。

　　我国是饮茶的发源地，唐代是茶文化的兴旺期。现今世界上产茶国家的茶，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国传入的。在种植茶树上，我国唐代也有重要著述，《四时纂要》中已记载得较为详细，后世此类记载均未超出《四时纂要》中所载，可见唐代茶业和茶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在唐代大为盛行。寺院遍地可见，对茶的传播及茶文化的最终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代的佛教寺院大多建立在风景宜人的地区。这些地方气候适宜，土壤条件较好，很适合茶叶的种植。因此，在这些寺院的旁边，往往有很多茶园。僧人在坐禅修行的过程中，必须排除一切杂念，而长时间的空腹打坐，使得他们十分需要一种提神醒脑的保健品。茶正具有这样的作用，又近在身边，自然成为僧人首选的饮品。在饮茶的过程中，僧人们潜心研究煮茶的技术、茶叶的品种、种植的方法等，极大的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现在流传下来的很多名茶，都产自那时的寺院，如黄山云谷寺的黄山毛峰、杭州龙井寺的龙井、长兴吉祥寺的紫笋等。另外，寺院还有专门烧水煮茶的僧人，待游客来时献茶。还有高僧写茶书、撰茶文，世界上第一部“茶叶百科全书”《茶经》就出自名僧陆羽之手。从此茶与佛不相分离，即“茶佛一体”。明代诗人陆容曾这样形容佛中有茶、茶中有佛：“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荤满袈裟。[5]”僧人种茶、制茶、品茶之风的盛行，在饮茶习俗以及茶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文人雅士的喜爱、颂扬也密不可分。唐代的文人士大夫有互相拜访、互赠礼品的习惯。茶为他们平日所饮，自然也成了他们相互之间馈赠的佳品。唐诗中的很多作品都是作者在收到友人赠送的好茶之后有感而发的杰作。唐代流传下来的茶诗数量巨大，如李白的《答族叔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萧员外寄新蜀茶》，刘禹锡的《尝茶》，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等。茶诗一体，茶与诗交相辉映，令茶文化又增添了一丝高雅的气息。李白《答族叔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曰：“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举世未之见，其名是难传。……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6]”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6]”李德裕《故人寄茶》曰：“半夜邀僧至，孤吟对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6]”文人墨客品茶题诗，诗中有茶，茶中有诗，意境深远。这样的茶诗题材广泛，数不胜数，茶文化的繁荣可见一斑。除了吟诗颂茶，唐代的文人们还喜好以茶会友，茶会、茶宴也开始广为流传，即为今日的茶话会。文人士大夫们在自家庭院沏一壶好茶，邀请好友一聚，或吟诗作画，或畅谈人生，或切磋棋艺，或欣赏歌舞，以茶相伴，乐活其中。诗人钱起曾作诗这样形容茶话会：“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6]”饮茶在上流社会中较为常见，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十分普遍。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备有茶叶。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就有他本人多次在乡间饮茶的记载。如书中记载其“到乔村王家吃茶”“到潘村潘家”“到南接村刘家，长设斋饭，供养师僧，不限多少。入宅不久，便供饭食，妇人出来慰客数遍，斋了吃茶。[7]”此时的农村，茶已是人人家中必备的饮品。诗人岑参也禁不住作诗感叹这种众人皆饮茶的场面：“燃灯松林静，煮茗柴门香。[8]”唐穆宗即位之初，盐铁使王播建议增加茶税，李珏坚决反对，上疏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9]”这里或许夸大了茶的重要性，但是有理有据，应该是可信的。显然，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平民百姓，都有饮茶的习惯，茶的使用已是相当之广。